說真的,培養
注意力對人類來說一直都是個難題:只要有人看書,就總會有人因為無法集中注意力而感到沮喪,這是人類的天性。
但是在這里我必須承認一個明顯的矛盾:那就是休推薦的
閱讀方法跟我之前推崇的“入迷”式閱讀并不能很好地融合,或者說看起來不能很好地融合。就像我不贊成在閱讀斯蒂芬·金和JK·羅琳的著作時手里還拿著筆準備做筆記一樣,我必須承認,如果在閱讀這些激動人心的故事時停頓下來進行沉思,看起來也很荒謬。所有的書都需要我們集中注意力,但是并非所有的書都需要同一類型的注意力,而好的讀者明白這一點,并且會作出必要的調整。
一個人可以用很多種方式來分析這種情況。從最嚴格的角度來說,一首抒情詩所要求的注意力類型不同于一首敘事詩所要求的注意力類型,而后者可能和一本小說所要求的注意力類型又有(細微的或者極大的)差別。那么,同樣都是長篇敘事體的歷史著作和小說的聯系會有多緊密呢?同樣是歷史題材的作品,學術專著與流行史書又有哪些不同?還有哲學專著、變態心理學教材、佛教靈性學?(這些問題可能都離題萬里)那么我們到底應該注意哪些區別特征呢?
實際上,如果不采用我們的老朋友艾德勒和范多倫的三種目的的閱讀模式的話,我們可能收效甚微。這三種目的包括:獲取資訊、增進理解力和娛樂消遣。雖然這種分類并不完美,三種目的有很大一部分互相重疊,但是之前把這兩位作者批判得一無是處,現在我覺得對他們有些愧疚。所以在此特別說明一下,他們描述的是最主要的幾種目標(或者說情緒),并不是完全不同的閱讀策略,我覺得我們可以有效利用這套三分式方案,不過有必要用樂趣來替代娛樂消遣。
當我們為了樂趣而閱讀時,我們不會,或者說不應該做筆記:這樣“入迷”就成了我們唯一的目標。當我們為了獲取資訊而閱讀時,最佳例子就是為了考試而啃書,我們最好還是做筆記。當我們為了增進理解力而閱讀時,我們可以做筆記,也可以不做,要依具體文本內容而定。有的時候,我們希望能夠沉迷在一本書中,不管我們愿不愿意;有的時候,我們卻又想盡力尋找精簡分析的版本。(這一點后文會詳談。)這些是大為迥異的體驗。兩種閱讀策略的差異會有那么大,以至于我們按照一種閱讀策略進行的實踐活動會跟另外一種策略毫無關系嗎?還是說,比這種情況更嚴重,一種注意力方式與另一種是互相抵觸的,以至于我們用一種方式看的書越多,另外兩種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就會越退化?
我認為我們必須承認一點,那就是有些讀者的確會有一些分歧和可行的閱讀模式毫不相容。這好像曾經發生在查爾斯·達爾文身上,他在自傳中寫道:“在三十歲之前,或者三十多歲之前,各種類型的詩歌,比如說彌爾頓、格雷、拜倫、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雪萊等等的作品,都能給我帶來很大的樂趣,甚至在中學的時候,我就對莎士比亞的作品興趣濃厚,尤其是他的歷史劇作,但是現在,已經有很多年我都無法忍受讀一句詩了。最近我嘗試去讀莎士比亞,發現實在是難以忍受的無聊,讓我感到惡心。我也差不多完全失去了對繪畫和音樂的愛好。”
達爾文覺得他的思想的這種改變讓他極為不安:
我的大腦好像變成了一種機器,從收集的大量事實中研磨出普遍的規律,但是為什么這樣會導致更高層次的審美所依賴的那部分大腦的功能退化,我卻想不明白。一個思想比我更有條理、更有組織的人,我猜,應該不會遭受這種煩惱;如果我能重新再活一次的話,我會規定自己至少每周要讀一些詩歌,聽一些音樂,因為也許這樣能不斷地使用大腦,現在已經衰退的那一部分大腦就會保持活躍的狀態了。失去這些愛好,也就失去了一些幸福,而且可能還會損傷智力,更有可能損害道德品質,因為我們表達情感的本能也受到了損傷。
令人好奇的是,這種享樂能力的喪失還有一個例外:“另一方面,那些憑借想象創作出來的小說,雖然沒有很高的檔次,這么多年來卻帶給我很大的輕松和愉悅,我常常會在心里感謝所有的小說家。我讀過的小說數目可觀,我喜歡所有溫和適度的小說,除了那些結局不甚完美的,我覺得應該設立一個法律來禁止那些結局悲慘的小說出版。”
很難忽略這里飄浮的艾德勒和范多倫的三分式影子,而事實上達爾文似乎清楚地表述了三者之間的區別:也許正是由于為獲取資訊而進行的閱讀太多了,包括閱讀和努力翻譯他自己收集的資料,他喪失了增進理解力的閱讀能力,他無法再被任何藝術作品深深地觸動,但是他還保留了對閱讀樂趣的渴望和能力。他似乎認為這種樂趣,在他這個特例中,用“娛樂”也許實際上更貼切,對他的心靈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他也清楚地認識到,那些更高級別、同時對讀者的要求也更高的藝術作品能夠帶給他任何其他方式都無法獲得的理解能力。因此他認為這種缺失在智力、情感,甚至還有道德層面上對他造成了傷害。
不過同樣具有重大意義的一點,達爾文認為,如果他堅持訓練的話,是可以避免現在這種狀況的,就像他寫的那樣:“現在已經衰退的那一部分大腦就會保持活躍的狀態了。”達爾文憑直覺感知到了關于大腦的知識,這一點后來神經學家們用行了確認,那就是大腦的不同部位承擔不同的職責,所以他對辛苦的科學研究所作的貢獻(“從收集的大量事實中研磨出普遍的規律”)實際上不會影響他從音樂和詩歌中汲取營養。在這一點上他其實有些自相矛盾,先是認為他的精神習慣通過一些他“想不明白”的方式,“導致更高層次的審美所依賴的那部分大腦的功能退化”,但是接下來的一句話又假設說,即使他的這些習慣對大腦的其他部位產生了一些影響,這些影響也絕對不是無法抗拒的。這也證實了人類大腦的可塑性容許各種再教育的可能性,以及人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性,這既包括內部的適應性(如傷害和疾病),也包括外部的適應性(如認知環境的變化)。
達爾文對其自身經歷的描述表明,單單追求一種閱讀模式會阻礙其他閱讀模式,或者其他閱讀模式中某一種的發展。我猜想,達爾文和其他人一樣為了獲取資訊而閱讀,但是他發現適用于這類文本的注意力程度完全不適合那些要求技巧的文本,但是他還能十分順暢地看小說。我們該怎么解釋這種現象呢?
據推測大概是這樣的:達爾文發現看小說要求讀者,或者說輕輕地提示了讀者,采用一種完全不同于閱讀材料的注意力。他把這種完全的轉變當做一種休息,這對他大腦過度勞累的部位是一種休息。但是藝術作品并不會如此謙遜文雅,正如在之前我們引用的段落中奧登提醒的那樣:“當一個人想到一首好詩(或者一支好曲子)所要求的注意力”這些要求,對結束了漫長一天的辛苦工作之后的達爾文來說,尤其是是無法滿足的,因此,他最終放棄了嘗試:在這方面他變得“虛弱無力”。不過他明白,要是他嘗試過,要是他哪怕接受一點點那種特別的智力訓練,他將會受益良多。
我不知道達爾文的經歷有沒有一種鏡子效應:我不知道如果一個人長時間研讀文學藝術巨著,會不會影響他通過閱讀獲取資訊、有條理地通讀教材、高效分析材料的能力。我有些懷疑這種影響并不會那么明顯。我在這里的懷疑來自于我自身的經歷:我覺得使用電子書閱讀器幫助我恢復了多種形式的閱讀注意力。也就是說,它不僅讓我重新找到了沉迷于一本書、順著故事線索往下讀的體驗,而且還幫助我在工作時恢復到那個手里握著鉛筆看書的學者形象。對我來說,這些不同形式的專注其實是互相促進的:它們實際上極為相似,不分伯仲。我比達爾文幸運得多,不過那也可能是因為我從來沒有完全掌握一種閱讀模式,而他則完全掌握了為獲取資訊的閱讀模式。
盡管如此,我明白對那些在任何一種閱讀模式中都難以集中精力的人來說,這些并沒有多大幫助,或者說并沒有使他們產生多大興趣,對這些人來說,教科書、高層次的文學作品、粗制濫造的作品都一樣難以讀懂。我已經見識過現代科技帶來的各種不斷更新的讓人分心的誘惑,但是我們當中有多少人能夠真正戰勝這些誘惑?又有多少人真心想這樣做?
作者:艾倫·雅各布
來源:搜狐讀書
艾倫·雅各布是伊利諾伊州惠頓學院的一名英語教授。他的著作包括:《納尼亞傳奇:C.S.路易斯自傳》、《原罪:文化史》和《閱讀的神學》。他的文學、文化評論作品廣泛刊登于《波士頓環球報》、《美國學者》、《牛津美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