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理論、數據還是現實環境，都證實了對文化服務現狀的擔憂并非無的放矢。把這一問題解決的希望寄托于互聯網，有其理想化的一面。改善出版業產業環境，顯然比多建幾處網吧要有助于這一問題的緩解和解決。

　　在廣東省人大會議分組討論中，丁磊與文化廳長曹淳亮爆發舌戰。事情的起因是曹廳長提出，作為文化事業發展的重要數據，廣東的人均圖書擁有量僅為0.27-0.3冊，遠低于發達國家的人均兩冊。丁磊打斷說，現在的年輕人很多是在網上閱讀，并且把文化和圖書擁有量掛鉤不合適(見1月20日《南方都市報》)。

　　很顯然，丁磊在這里混淆了閱讀率和人均圖書擁有量兩個概念。按照目前較常用的評價標準，萬人中的中學生人數、每個教師負擔學生數、人均圖書擁有量和每萬人擁有的專利申請數是評價一個地區或國家文化教育狀況的重要指標。而在國家統計局于2005年2月推出的《文化及相關產業指標體系框架》中，新聞出版業、圖書館業均位列文化產業核心層，人均圖書擁有量正是這兩個行業的核心衡量指標。北京社科院沈望舒先生提出用十大指標來衡量公共文化服務工作的成敗，其中也同樣包括資源狀態這一指標。因此，丁磊關于文化和圖書擁有量不應該掛鉤的觀點，至少在目前是無法成立的，也是不專業的。

　　退一步說，即使按照丁磊的說法，我們采用閱讀率來衡量地區文化發展和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其現狀也同樣不容樂觀。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組織實施的“全國國民閱讀調查”自1999年第一次舉辦以來，至2006年已經進行了四次調查。調查表明，我國國民的狹義閱讀率(即閱讀者與識字者人數的比率，下同)呈逐年下降趨勢，1999年首次調查發現國民的閱讀率為60.4%，2001年為54.2%，2003年為51.7%，而2005年為48.7%。

　　當然，該調查報告也指出，我國網上閱讀率有大幅上升。上網閱讀率從1999年的3.7%增加到2003年的18.3%，再到2005年的27.8%，七年間增長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07%。丁磊對于網上閱讀的樂觀，大概是來源于這個數據。

　　但是必須看到，在數量上，網上閱讀率的增長并不代表整個國民閱讀率不降反升，因為有相當一部分受調查者的習慣是既進行網上閱讀，也進行網下閱讀，因此網上閱讀的增量并不能代表整個閱讀者數量的增加，只能代表一部分人閱讀習慣的改變。為了消除這一指標帶來的模糊理解，報告組織者對閱讀時間也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在讀書者總體中，有25.0%的人讀書時間減少；有56.9%的人最近半年的讀書時間與上半年基本一樣；只有18.2%的人最近半年讀書時間增加。與前三次調查結果相比，個人讀書時間增加的比例顯著減少。

　　至于丁磊及一些技術至上論者所推崇的網上閱讀，短期內來看并無可能取代傳統閱讀。目前業內最為人矚目的電子閱讀是Google所力推的電子圖書館項目，但是這一項目的勢頭目前已經趨緩，因為歐洲和美國多家出版集團警告，該項目面臨的版權問題可能比預計的嚴重得多。這也是電子閱讀目前的軟肋，在版權保護意識和傳統都異常薄弱的中國，即使是電子閱讀的先驅者超星數字圖書館也爆出版權疑點，電子閱讀的產業化推廣顯然尚不具備法治環境。

無論是理論、數據還是現實環境，都證實了曹廳長對廣東地區文化服務現狀的擔憂并非無的放矢。當然，如何解決人均圖書擁有量和閱讀率的下降問題，涉及出版、教育和傳媒多個行業，并非本文所能承載。丁磊身處互聯網行業，把這一問題解決的希望寄托于互聯網，有其理想化的一面。但是，在一個議政場合而非學術務虛討論會上，對一個公認的衡量指標和產業現狀進行攻擊并無助于現狀的改善。畢竟如果按照曹廳長的計劃多蓋幾處圖書館、改善出版業產業環境，顯然比多建幾處網吧要有助于這一問題的緩解和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