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一個教員，或者說得體面一點，是一個教授。那時，他在多所學校授課，一般情況下，每天至少要趕往兩個學校去上課，有時遇大風雨，或者有別的什么事，也會告假一兩天，但更多的時候，是天天在上課上課，無有止歇。這么說來，他也是很忙的人，并不像他文章里表現得那么悠游閑適。

    那么他何時讀書呢？晚上，節假日，一有空。那時對于知識人的一個好處，在于收入相對較高，養得起全職太太，還能聘一兩個傭人，家務活基本上不用過問。因此，“一有空”的“空”，還是很多的，“忙里偷閑”，也才偷得到，閑得起來。

    周作人讀書范圍之廣令人咂舌，看似不成系統，但往往就其興趣，費盡心機，百般搜羅，遂成大觀。這樣，寫起文章來，特別是應付報紙副刊那類小文章，自然輕松自如，不在話下。

    且看《知堂書話》。我手邊的一種，是鍾叔河先生編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過去看書，主要看作者，看內容。后來奢侈起來，還要看編者，看版本，看裝幀，看紙質。現在，奢侈的陋習不改，并且增加了更高的要求：書本要薄，字體要大。但遺憾的是，這套《知堂書話》，字體太小，而且上下兩卷一千多頁，也太厚。從這書看，對于周作人的讀書小品，鍾先生將其編成了四輯，分別為：談新書和舊小說、談日本的書、談西洋的書、談古舊書。以古舊書為最豐富。

    以談日本的書而論，幾乎每一篇都談得興味盎然，妙趣橫生，流露出這個日本留學生、日本女婿，對日本作家、日本文化的熱愛。且看《遠野物語》，這是柳田國男的大作。柳田國男氏，是日本著名的妖怪民俗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日本從事民俗學田野調查的第一人，被稱為日本民俗學之父。他比周作人大十歲，1910年出版《遠野物語》，僅印350部。1920年代，北京一批學者教授，發起成立歌謠研究會，在民間調查過程中，逐步興起民俗學研究熱潮，而周作人成為其中重要一員。

    出于對民俗學的興趣，周作人開始關注柳田國男，并將他的著作搜羅了十種之多，除《遠野物語》外，尚有《石神問答》《鄉土志論》《祭禮與世間》《山中之人生》《民謠之今夕》《蝸牛考》等。一個法學畢業生，忽然對民俗學發生強烈興趣，這本身就足夠引人入勝，再加上柳田那緩緩道來的文風，益令周作人不能自拔，因此而作小品一篇。

    周作人的小品文，大多這樣寫就——讀了某人某書，有感而發，隨手揮就。還以談日本的書而論。他曾寫了一篇《和尚與小僧》的小品文，介紹一本叫作“和尚與小僧”的日本民間故事書。說起這書，也與柳田國男有關，是在看柳田的《退讀書歷》時，發現其中批評集的第二篇，正好講到了《和尚與小僧》，便托舊書店找到一冊。但為何一看見書名，即要設法購買？這正是所謂“滾雪球”或謂“順藤摸瓜”之讀書法。

    之前，他并不知道有這么一本書，但他曾讀到過《日本童話之新研究》，作者中田千畝，因為對兒童文學的相同興趣，遂找來一讀。現在從柳田的書中，又看到中田千畝的名字，那他的《和尚與小僧》，豈有不讀之理？

    對日本文學的喜好，是周作人書話寫作的重要靈感來源。戶川秋谷、文泉子、谷崎潤一郎、永井荷風、夏目漱石等，都是他愛讀的作家，其中尤以柳田國男、谷崎潤一郎等為其最愛。趙焰兄曾贈我一冊《如夢記》，為周作人所譯。這書即文泉子所著“寫生文”的一種，是作者追憶兒童生活的。

    周作人在日本留學時，東京正興起寫生文與自然主義的潮流，被其感染吸引，遂大讀代表作家夏目漱石、文泉子以及長冢節等人的著作，但歸國時，僅剩了這一冊小書《如夢記》。不知何故，最令我喜愛的德富蘆花，好像不見周作人的評論。也許是他寫了文章，而我沒有讀到，也未可知。

    周作人讀書，就是這樣順著興趣走，而他的寫作，則跟著讀書走。他對西洋文學的喜愛，也許不亞于日本。只不過并非籠統地喜歡，其興趣偏重于與兒童文學相關的希臘羅馬神話、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話等等。博物學，大概容易激發兒童趣味，也在其閱讀視野中。這類小品文，最使我感到可愛的，有《法布爾的〈昆蟲記〉》和《塞耳彭自然史》，在和文友們談起時，屢屢贊不絕口。現在我書櫥里的《塞耳彭自然史》，便拜北京跑兄所賜，《昆蟲記》則由小失兄所贈。

    周作人的閱讀興趣看起來龐雜，實際不然。僅以兒童文學論，他對兒童文學持久的關注，成就了極富閱讀趣味的《兒童雜事詩》。后來經豐子愷先生配圖，鍾叔河先生箋釋，幾乎成了現代著作史上的一部經典。那當是后話。

    周作人愛讀書，會寫作。但他又十分謙虛，不像有些人那么自我標榜。他在《夜讀抄》小引中說：“我時時自己發生疑問，像我這樣的夠得上說是讀書人么？這恐怕有點難說罷。

    從狹義上說，讀書人應當就是學者，那我當然不是。若從廣義上說來，凡是拿著一本書在讀，與那不讀的比較，也就是讀書人了，那么，或者我也可以說有時候是在讀書。”

    我們能說周作人不是一個讀書人嗎？

    然而，周作人僅只是一個讀書人嗎？（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