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的問題是科學的，你會知道要如何回答。你該進行某種特定的研究，或許是發展一種實驗，以檢驗你的回答，或是廣泛地觀察各種現象以求證。如果你的問題是關于歷史的，你會知道也要做一些研究，當然是不同的研究，但是要找出普遍存在的特質，卻沒有實驗方法可循，而要找出改變是什么，事情為什么會改變，既沒有特殊的現象可供你觀察，更沒有文獻記載可以尋找閱讀。你唯一能做的是思考問題本身，簡單來說，哲學就是一種思考，別無他物。

    當然，你并不是在茫然空想，真正好的哲學并不是“純”思維—脫離現實經驗的思考，觀念是不能任意拼湊的。回答哲學問題，有嚴格的檢驗，以確認答案是否合乎邏輯。但這樣的檢驗純粹是來自一般的經驗—你身而為人就有的經驗，而不是哲學家才有的經驗。你透過人類共同經驗而對“改變”這種現象的了解，并不比任何人差—有關你的一切，都是會改變的。只要改變的經驗持續下去，你就可以像個偉大的哲學家一樣，思考有關改變的特質與起因。而他們之所以與你不同，就在他們的思想極為縝密：他們能整理出所有可能問到的最尖銳的問題，然后再仔細清楚地找出答案來。他們用什么方法找出答案來呢？不是觀察探索，也不是尋找比一般人更多的經驗，而是比一般人更深刻地思考這個問題。

    了解這一點還不夠。我們還要知道哲學家所提出來與回答的問題，并非全部都是真正哲學的問題。他們自己沒法隨時覺察到這一點，因而在這一點上的疏忽或錯誤，常會讓洞察力不足的讀者倍增困擾。要避免這樣的困難，讀者必須有能力把哲學家所處理真正哲學性的問題，和他們可能處理，但事實上應該留給后來科學家來尋找答案的其他問題作一區別。哲學家看不出這樣的問題可以經由科學研究來解決的時候，就會被誤導—當然，在他寫作的那個年代，他很可能料想不到有這一天。

    其中一個例子是古代哲學家常會問天體與地體之間的關系。因為沒有望遠鏡的幫助，在他們看來，天體的改變移動只是位置的移動，從沒有像動物或植物一樣誕生與消失的問題，而且也不會改變尺寸或性質。因為天體只有一種改變的方式—位置的移動—而地體的改變卻是不同的方式，古人便下結論說組成天體的成分必然是不同的。

    他們沒有臆測到，他們也不可能臆測到，在望遠鏡發明之后，我們會知道天體的可變性遠超過我們一般經驗所知。因此，過去認為應該由哲學家回答的問題，其實該留到后來由科學家來探索。這樣的調查研究是從伽利略用望遠鏡發現木星的衛星開始的，這引發了后來開普勒發表革命性的宣言：天體的性質與地球上的物體完全一樣。而這又成了后來牛頓天體機械理論的基礎，在物理宇宙中，各運動定律皆可適用。

    整體來說，除了這些可能會產生的困擾之外，缺乏科學知識的缺點并不影響到哲學經典作品的本身。原因是當我們在閱讀一本哲學書時，所感興趣的是哲學的問題，而不是科學或歷史的問題。在這里我們要冒著重復的風險再說一次，我們要強調的是，要回答哲學的問題，除了思考以外，別無他法。如果我們能建造一架望遠鏡或顯微鏡，來檢驗所謂存在的特質，我們當然該這么做，但是不可能有這種工具的。

    我們并不想造成只有哲學家才會犯我們所說的錯誤的印象。假設有一位科學家為人類該過什么樣的生活而困擾。這是個規范哲學的問題，除了思考以外沒有別的回答方法。但是科學家可能不了解這一點，而認為某種實驗或研究能給他答案。他可能會去問一千個人他們想要過什么樣的生活，然后他的答案便是根據這些回答而來的。但是，顯然他的答案是毫無意義喲，就像亞里士多德對天體的思考一樣是離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