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到談吐的風味，那完全要看一個人讀書的方法如何。如果讀者獲得書中的“味”，他便會在談吐中把這種風味表現(xiàn)出來；如果他的談吐中有風味，他在寫作中也免不了會表現(xiàn)出風味來。所以，我認為風味或嗜好是閱讀一切書籍的關鍵。這種嗜好跟對食物的嗜好一樣，必然是有選擇性的，屬于個人的。

    世上無人人必讀的書，只有在某時某地，某種環(huán)境，和生命中的某個時期必讀的書。我認為讀書和婚姻一樣，是命運注定的或陰陽注定的。縱使某一本書，如《圣經(jīng)》之類，是人人必讀的，讀這種書也有一定的時候。當一個人的思想和經(jīng)驗還沒有達到閱讀一本杰作的程度時，那本杰作只會留下不好的滋味。孔子曰：“五十以學《易》。”便是說，四十五歲時候尚不可讀《易經(jīng)》。孔子在《論語》中的訓言的沖淡溫和的味道，以及他的成熟的智慧，非到讀者自己成熟的時候是不能欣賞的。

    且同一本書，同一讀者，一時可讀出一時之味道來。其景況適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讀名人文章，未見面時，是一種味道，見了面交談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讀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層深切的理會。或是與其人絕交以后，看其照片，讀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學《易》是一種味道，到五十歲看過更多的人世變故的時候再去學《易》，又是一種味道。所以，一切好書重讀起來都可以獲得益處和新樂趣。

    由是可知讀書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讀者。對于所得的實益，讀者由他自己的見識和經(jīng)驗所貢獻的份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樣多的。
 

    我認為一個人發(fā)現(xiàn)他最愛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識發(fā)展上最重要的事情。

    世間確有一些人的心靈是類似的，一個人必須在古今的作家中，尋找一個心靈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這樣才能夠獲得讀書的真益處。一個人必須獨立自主去尋出他的老師來，沒有人知道誰是你最愛好的作家，也許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這跟一見傾心一樣。人家不能叫讀者去愛這個作家或那個作家，可是當讀者找到了他所愛好的作家時，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

    關于這種發(fā)現(xiàn)作家的事情，我們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證。例如有人說蘇東坡是莊子或陶淵明轉世的，袁中郎是蘇東坡轉世的。蘇東坡說，當他第一次讀莊子的文章時，他覺得他自從幼年時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著同樣的事情，抱著同樣的觀念。當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詩集里，發(fā)見一個名叫徐文長的同代無名作家時，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來，他的朋友開始拿那本詩集來讀，也叫起來，于是兩人叫復讀，讀復叫，弄得他們的仆人疑惑不解。伊里奧特（George Eliot）說她第一次讀到盧蚤的作品時，好象受了電流的震擊一樣。

    蘇東坡曾做過一件卓絕的事情：他步陶淵明詩集的韻，寫出整篇的詩來。在這些《和陶詩》后，他說他自己是陶淵明轉世的；這個作家是他一生最崇拜的人物。只有這種讀書方法，只有這種發(fā)見自己所愛好的作家的讀書方法，才有益處可言。
 

    這么一種讀書藝術的觀念，把那種視讀書為責任或義務的見解完全打破了。

    在中國，常常有人鼓勵學生“苦學”。有一個實行苦學的著名學者，有一次在夜間讀書的時候打盹，便拿錐子在股上一刺。又有一個學者在夜間讀書的時候，叫一個丫頭站在他的旁邊，看見他打盹便喚醒他。這真是荒謬的事情。如果一個人把書本排在面前，而在古代智慧的作家向他說話的時候打盹，那么，他應該干脆地上床去睡覺。把大針刺進小腿或叫丫頭推醒他，對他都沒有一點好處。這么一種人已經(jīng)失掉一切讀書的趣味了。

    有價值的學者不知道什么叫做“磨練”，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苦學”。他們只是愛好書籍，情不自禁地一直讀下去。
 

    這個問題解決之后，讀書的時間和地點的問題也可以找到答案。

    讀書沒有合宜的時間和地點。一個人有讀書的心境時，隨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讀書。如果他知道讀書的樂趣，他無論在學校內(nèi)或學校外，都會讀書，無論世界有沒有學校，也都會讀書。他甚至在最優(yōu)良的學校里也可以讀書。

    曾國藩在一封家書中，談到他的四弟擬入京讀較好的學校時說：“茍能發(fā)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茍不能發(fā)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凈之鄉(xiāng)，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有些人在要讀書的時候，在書臺前裝腔作勢，埋怨說他們讀不下去，因為房間太冷，板凳太硬，或光線太強。也有些作家埋怨說他們寫不出東西來，因為蚊子太多，稿紙發(fā)光，或馬路上的聲響太嘈雜。宋代大學者歐陽修說他的好文章都在“三上”得之，即枕上，馬上，和廁上。有一個清代的著名學者顧千里據(jù)說在夏天有“裸體讀經(jīng)”的習慣。

    在另一方面，一個人不好讀書，那么，一年四季都有不讀書的正當理由。 （出自：《林語堂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