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肆，《辭！方忉尀椤皶，古代稱書店為書肆”。此定義較為片面：《論語·子張》云:“百工居肆，肆，即是作坊。《漢書·食貨志》：“開市肆以通之”。肆，即是集市貿易的地方。由此可見，書肆既有指賣書的店鋪，又有指刻書的作坊的意思，或二者合而為一，兼而有之，如古籍中的“酒肆”、“茶肆”之謂相同。
關于書肆，現今能見到的最早記載，來自西漢末年的哲學家、文學家、語言學家揚雄，在他的《法言》一書中，曾提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贝呵镆郧，書籍少且笨重，大都集中在少數貴族手里，即使學識淵博如孔子，要學周禮，都得向掌管典籍的周史官老子請教。孔子是興私學的第一人，但他“述而不作”的主張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典籍的豐富與發展。依賴師徒授受、口耳相傳的教育方式隨著書肆的出現，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形態。
漢代造紙術的改良，使得書寫更加便捷；唐代雕版印刷術的發明，為書籍的大量復制帶來了福音，也為書肆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當時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城市，如長安（今陜西西安）、洛陽（今河南洛陽）等地，書肆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在完成流通圖書的本質使命同時，書肆也成為貧寒讀書人增長知識、踏上仕途的階梯。
東漢哲學家王充，就是這樣一位從書肆里學得滿腹經綸的貧寒學子。據《后漢書》記載，王充小時候家里很窮，買不起書，所以他經常游走于洛陽的大書肆，翻閱那里所賣的書籍，加上他是個
博聞強記的人，憑借
過目不忘的本領，硬是把看過的諸子百家著作融會貫通，終成大家。
也有記性不好的，清朝詩人袁枚就沒有王充那樣的好記性。同王充一樣，袁枚小時候也遭遇了沒錢買書的困境，每次放學回家路過書肆的時候，他都要如饑似渴地翻閱架上待售的書籍，碰到便宜的就買回家看，如果是價格昂貴的大部頭，就只能望而卻步了。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到了晚上，袁枚還常常夢到書肆的經歷，為此他專門寫了一句詩：“塾遠愁過市，家貧夢買書！绷囊宰猿。正是這段經歷，促使成名后的袁枚買書藏書成癖，但買回來后大都束之高閣，可見“書非借不能讀也”確有其事。
對于貧寒學子來說，身居大都市的可以去書肆看書，而生于偏遠地區的就只能去借書了。五代后蜀宰相毋昭裔小時候很窮，曾向友人借閱《文選》，當時雕版印刷還沒有廣泛用到刻印文史書籍上，手抄本《文選》顯得格外珍貴，所以那人面有難色，不是很樂意借。受此刺激，毋昭裔更加發奮讀書，并許下誓言，他日發跡后一定要刊印《文選》，使天下貧寒之士受益。為官后，毋昭裔并沒有忘記自己的誓言，他刻印了《文選》《初學記》“九經”等書，大大豐富了后蜀圖書市場。這種看似意氣用事的舉措，既開創了私人刻印圖書的先河，也在客觀上為四川地區的文化發展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隨著時代的發展，書肆的名稱不斷發生著變化，陸續出現了書林、書鋪、書棚、書堂、書屋、書經籍鋪等名稱。宋代以后，書坊逐漸取代書肆，成為書店的新代名詞。而今，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各大實體書店受到電子書籍的沖擊，經營壓力巨大，但方法總比困難多，我們的書商們也積極應對想出了靈活多樣的經營方法，受到各類讀者歡迎。
